邓小平时代
傅高义
109个笔记
◆ 第1章 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04—1969
！
还在莫斯科时，21岁的邓小平就萌生了一些对于一个年轻人而言非同寻常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终生未曾改变。不妨举个例子，他在1926年8月12日的课堂作业中写道：“集中的权力要自上而下地行使。服从上级命令是绝对必要的。允许多少民主，要视周围的环境变化而定。”
◆ 第2章 放逐与回归，1969—1974
！
但是，他还可以思考一些根本性的问题——党如何对待已步入晚年的毛泽东的历史遗产？如何既让毛的接班人改变路线，同时又能维持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
……
毛泽东在1960年代曾因邓小平疏远自己亲近刘少奇而对他感到失望，所以他有理由怀疑，假如对邓小平委以重任，邓会不会像“文革”前的几年那样，不再那么听他的话，而是跟着周恩来走？
◆ 第3章 整顿，1974—1975
理解了为何副局长比国外多。
在邓小平看来，从组织的可靠性上说，一个领导班子要优于一名领导人，不管后者多么能干。一名领导人说不定会出事，但如果是一个小班子，一旦出了问题，其他人可以随时接过工作。理想的安排是，领导班子的成员不但能提供必要的全面领导，而且能掌握各自分管领域的专业知识，例如工业、文化和政法等等。大单位的领导班子可以有七八个成员，小单位也许只需要两三个人。对于领导应当如何开展工作，要给予他们足够的活动空间，只要他们能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即可。
这充分显示了邓小平的特色：讲清大局，说明为什么需要做某些事，把注意力集中在任务上面，打好思想基础，为撤换无所作为的干部争取公众支持。
◆ 第4章 向前看，1975
人的三种层级的追求
看来周恩来就像毛泽东一样，在生命的最后几个月里也很担心自己在党内的名声。
◆ 第5章 靠边站，1976
跟从
政治上一无所知的普通群众一向接受着热爱毛主席的教育，为他们顶礼膜拜的领袖的去世而落泪，表达着他们的崇敬之情。
“性爱在最初几次是很迷人的，但能长久使人着迷的是权力。”
◆ 第6章 复出，1977—1978
简直是算命的
我认为将会出现更有能力的新领导人，……单调乏味的华国锋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之后，将被迫靠边站”
但邓小平不再如此。他认为科学没有阶级属性，可以为所有阶级和所有国家所用，无论是什么样的政治和经济制度。
1950年代的孩子虽然会在学校进行考试，但成绩高低并不十分重要——干部们不想令成绩较差的农民和工人子弟难堪，因为其分数大多不如地主和资产阶级子女，后者在1949年以前曾享有更好的教育机会。
为了能让专家去做对实现四化最重要的事，他随时准备打一场政治战。
◆ 第7章 三个转折点，1978
小平说，集体负责论实际上是“无人负责”。他主张将责任落实到个人，同时承认为此必须给予个人权力。
说明了应当如何评价干部：对经济单位
◆ 第8章 为自由设限，1978—1979
现在还有教育意义
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和他们的批评者一样，对国外的情况缺少体验，知之甚少。他们开始质疑毛泽东思想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又看到另一些国家在经济上远比中国发达，于是对西方民主表现出几近天真的信仰。
……
直到那时民主墙在政治上对邓小平一直有很大价值：它使群众能够有一个渠道表明他们反对“两个凡是”，反对“四五”事件的处理方式，反对毛泽东的错误，这为邓小平提供了更大的政治空间，使他可以实行新的路线，而又不必亲自参与这种批判。
“民主墙”和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泛滥的批评，能帮助邓小平弱化对毛泽东正统思想的坚持，不再死板地解释毛泽东说过的每一句话，为批评党在过去20年的错误创造了空间。但是，邓小平仍不想让自己以批毛者的面目出现，他仍要在公众面前维护毛泽东的伟大形象。
◆ 第9章 苏联—越南的威胁，1978—1979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人口的75%是华人、当时仍是马来亚一部分的新加坡在1965年遭到遗弃，被迫变成了一个独立国家
◆ 第10章 向日本开放，1978
作为根深蒂固的实用主义者，邓小平个人不难对国家利益做出冷静判断并采取相应的行动。他年轻时曾激烈抨击日本和其他帝国主义者。但是当他担任要职时，他会依据所看到的国家利益变化而审时度势。对于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不懈地追求自身利益这一点，他不存有任何幻想；并且在与之合作时，他会坚决捍卫中国的利益。
在参观日本的现代化工厂时，邓小平意识到好的技术需要有效的管理，而出色的管理又同整个国家的制度联系在一起。
在邓小平时代的鼎盛期，日本在为中国的工业和基础建设提供援助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超过了其他任何一个国家
◆ 第11章 向美国开放，1978—1979
但是布热津斯基后来写道：“邓小平立刻把我迷住了。他精明而机警，理解力强，有很好的幽默感；态度坚定，直截了当。……我对他的目标感和使命感印象深刻。邓小平单刀直入。……中方直截了当讲明了他们的观点和想法。邓小平说，‘理解中国并不难，……毛泽东主席是军人，周恩来是军人，我同样也是军人。’”
：不是贸易，不是投资，而是科学。
格说，他从未见过邓小平在描述他对中国前景的展望时表现得如此求知若渴、专注而投入。
在中国和西方道路之间找到适当的平衡并不容易，但是对外开放带来了中西的杂交优势和思想的复兴，它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重新塑造中国。
◆ 第12章 重组领导班子，1979—1980
小平不太在乎头衔，他更为看重建立一个能干的班子和组织，他能与之一起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还要再用一年时间，他才能取得牢固的控制权，选出关键领导人，使他们和他的计划到位。在这段时间，他要削弱和清除华国锋及其支持者，用自己的班子取而代之，逐渐推进自己的纲领。
北京一些政治嗅觉灵敏的干部认为，邓小平登黄山，就像毛泽东著名的游长江一样，他要让人们看到一个健康的领导人，准备在国内政坛上大干一场
他需要的是最称职的人，他坚信，只要他们素质高，忠于党，他就能与他们共事。邓小平不跟他任命的人发展私人关系，即使对提拔到高层的人也是如此。他跟他们交往愉快，但公事公办，甚至有些刻板。他们是共同干事业的同志，而不是私人朋友。对于关键岗位，他选择那些致力于改革开放、才华出众、精力旺盛而且其才干是一步一步得到检验的人，而不是那些从下面突击提拔起来的人。
在一个制度变化不定的时代，他们的个人背景、性格、倾向和工作风格，将对1980年代的走向发挥关键作用。他们都是头脑精明、经验丰富的人，已在党内担任了几十年重要职务。
四十年前，任正非35岁，大学学历！难怪有前途
当这一年稍后名单交来时，邓小平和陈云很泄气，他们看到165人中只有31人是大学毕业
他担心进一步讨论毛泽东及其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只能扩大他想结束的争论。
评价毛泽东的过程，延续了邓小平长期一贯的理性分析：如何既能维护党的权威，又让手下的高级干部摆脱毛的路线。
这些广泛的讨论，反映着高层干部是多么重视毛泽东的名誉问题，因为毛在历史上的地位，决定着他们自己的政治前程和他们亲属及同事的待遇。
◆ 第13章 邓小平的统制术
邓小平的家人觉得他亲切宽厚、言谈风趣，但在家人之外，他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同事和其他人都对他敬重有加，却不像对胡耀邦或当年对周恩来那样爱戴他。他们知道，在紧要关头，邓小平会做他认为最有利于国家的事，未必考虑这样做是否有利于自己的手下人。实际上，有些人觉得与周恩来和胡耀邦相比，邓小平待人就像对待工具，视其是否有用。邓小平16岁离开家乡后再没有回去过，他以此清楚地表明，他要报效的是整个国家，而不是任何地域、派别或朋友。他既不心机复杂，也不怀恨报复，尽管也有极少的例外。下属认为他是一个严厉、急切、要求高但讲道理的监工，他们怀着敬畏与他保持距离。他是献身于事业的同志，不是可以违背组织的需要的仗义朋友。作为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行为一贯、统制方式始终如一。
考虑问题确实要多面，和奋青形成对比
邓小平很清楚，在新就业岗位出现之前取消国营企业，将造成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所以他决定把关闭缺少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再说。他知道，强迫那些在革命中打过仗的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的抵制，他愿意动用有限的财政，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闲设施，一些高干甚至可以继续使用公车
邓小平很清楚，在新就业岗位出现之前取消国营企业，将造成严重的社会乃至政治问题，所以他决定把关闭缺少竞争力的国营企业先放一放，等到有了更多就业机会再说。他知道，强迫那些在革命中打过仗的老干部退休会遇到广泛的抵制，他愿意动用有限的财政，为同意退休的人提供优厚的待遇，包括住房和休闲设施，一些高干甚至可以继续使用公车
◆ 第14章 广东和福建的试验，1979—1984
我作为省委第一书记要承担责任，我的下级就不必了。
◆ 第15章 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78—1982
邓小平推进经济现代化时喜欢讲“摸着石头过河”。其实，以往50年的经历已经使他对如何过这条特别的河形成了若干信条。其中之一便是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在邓小平看来，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分明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将失去解决经济问题的权力。经济问题解决不了，人民会把他撤职的”。
邓小平喜欢成功，而且对如何使中国取得成功持有独到的见解。他要中国人学习世界上所有的成功经验，不管它们来自什么制度、发生在什么地方。他要掌握国内的真实情况，不想听“大跃进”时期那种造成严重问题的浮夸报告。他认为人需要物质刺激，需要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才能保持干劲。他坚信，经济繁荣靠的是竞争，不但追求利润的经济生产者和商人如此，希望为当地带来进步的干部也是如此。
要循序而进，不要一拥而上
作为当时gdp占美国一半以上的世界第二大国，日本借钱给其他国家，使之消费本国的产品……不就是现在的一带一路么？历史重演
大来佐武郎担任日本海外经济协力基金（OECF）的领导人后，为这种支持提供了一个具创新意义的核心范例。作为政府机构，海外经济协力基金为促进日本出口提供财政援助，具体做法是把钱借给另外一个国家，使其能为第三国提供援助。
1962年，陈云在向毛泽东提出包产到户的方案之前，曾私下问过邓小平是否支持这种做法，邓小平表示会给予支持。
1978年11月受到陈永贵的批评时，素以敢作敢为著称的万里回答说，“你说自己是从大寨经验出发，我看大寨不过是个‘极左’典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你别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我，我也不把我的观点强加于你。谁对谁错，咱们不妨走着瞧。”
在1979年7月18日的一次会议上，万里把陈云叫到一边询问他的意见，陈云私下对他说：“我举双手赞成你。”万里也问了邓小平的看法，但邓小平当时仍不想公开支持他，回答说，“不必陷入争论，你这么干下去就是了，就实事求是地干下去。”争论虽然在升温，万里却有陈云和邓小平悄悄为他撑腰。
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当一位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的做法时，万里反唇相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他没有批评这些人，而是等着让结果说话。
继续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但只要市场不干扰计划，就让市场发展。
1982年撤销公社后，公社的小工厂和商店自动变成了由刚成立的乡镇政府领导的企业。公社的小工厂依靠人力和原始机械，除了拖拉机和水泵之外，这些机械几乎都是在当地制造的。广东的很多乡镇企业引进外国技术，与当地官员合作，建设日益现代化的工厂，为国际市场制造产品。简言之，正如杜润生所说，取消公社，政企分开后，过去的公社企业便能像经济动物一样行动，对市场需求做出反应了。
1978年农村集体企业总产值是490亿元，1992年邓小平退下来时，乡镇企业的产值是17980亿元，几乎增长了40倍。公社集体企业在1978年的全国工业产值中只占9%，1990年乡镇企业已占到25%，1994年更是达到了42%。
他用了一个朴素的例子来说明自己的态度：如果农民养三只鸭子没有问题，那他又多养了一只鸭子就变成资本家了？
邓小平用他的改革方式又一次赢得了胜利：不争论，先尝试，见效之后再推广。
◆ 第16章 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1982—1989
自然而然地，当赵紫阳和他的班子在北京待了两三年后，他在智囊团的帮助下形成了对于经济发展方向的新观点，而邓小平也会转向赵紫阳征求意见。
赵紫阳的智囊团之一是一个小型的（30人）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它在农村改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它最初是一个由一群很有见识的青年才俊组成的讨论小组，他们在“文革”期间“下放”农村多年，对农村的情况有深入了解。
在向发达国家学习现代化的秘诀这一点上，除了日本和韩国外，没有任何发展中国家能够在广度和深度上与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相比。
1980年10月，世行做出了一个在其历史上首创性的决定：它组织了一个由30位世界级专家组成的团队，前往中国进行为期3个月的考察。这些专家的研究特长包括中国经济、农业、工程、卫生和教育等各个领域。中国也组织了一个与之相对应的专家队伍和他们一起工作，其中就有后来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朱是自愿加入中方团队的，因为他将之视为学习的好机会。
这个团队不主张全面迅速的市场自由化或私有化
会后东欧的学者们去中国各地考察，开始同意中国东道主的观点，即一次性大胆进行改革的东欧模式在中国行不通，因为中国太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
中国与苏联相比具备很多优势。它有漫长的海岸线，可以利用比陆路运输更为便宜和方便的海洋运输。过去两百年来，移居香港、台湾地区和东南亚、西方的华人及其后代有2000万之众，他们可以作为资本和知识的来源为中国所用。此外，中国大陆潜在的巨大市场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众多商人，他们愿意为中国的发展提供帮助，以便今后能够进入这个有10亿消费者的市场。政治动机也发挥了部分作用：中国在1978年实行开放政策后，很多西方国家想使中国进一步疏远苏联，愿意向中国慷慨提供资金和技术，欢迎中国的学生和游客。
邓小平相信，中国需要单一的执政党领导国家，他的这一信念与20世纪中国的另外三位主要领导人——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一脉相承
邓小平知道，19世纪的日本和后来的其他东亚经济体，都花了几十年时间来建立使其可以追赶西方的制度。他如果突然解散现有的国营企业，必然引起大范围的失业，这从政治和社会角度都是难以承受的。因此他让陈云等人维持旧体制的运转，提供一个稳定的经济基础，同时允许市场逐步发育，使人们获取经验，让制度适应更加开放的经济。
他也不担心出国的人会有很大一部分留在国外，因为他相信他们会继续帮助自己的祖国。
◆ 第17章 台湾、香港以及西藏问题
这一政策的基本思想是由周恩来提出的，但在邓小平当政的1982年得到了深入而系统的阐述，正式成为“一国两制”的政策。
葡萄牙在1967年和1974年曾两次提出将澳门归还中国，北京已与葡萄牙达成协议，大体勾画出了归还澳门的方案。北京担心这个决定会对极不稳定的香港民意造成负面影响，因此一直对协议保密，公开的说法是还没有做好收回澳门的准备。
当时，邓小平还没有预见到他和其他干部后来才意识到的另一枚毒丸：用“民主”改革削弱政府的权力。
撒切尔夫人的讲话既雄辩又富有魅力，尽管如此，邓小平所拥有的几乎不受限制的权力也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共产党则控制着外交、军事和边防。在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前，西藏在1950年代保留了很多清王朝作为其宗主国时的特点。
1949年至1950年，中共在中国的大多数地区都成立了过渡政府，并在一两年内建立了正式政府。
达赖喇嘛被藏民看作观世音菩萨转世，因此被视为一个神。
更加安定的民族关系可以加强藏人与全国的纽带，形成一个堡垒以对抗苏联可能对西藏的渗透；可以减少因藏族反抗汉人而触发其他少数民族连锁反应的风险；可以减少因为不断与藏人冲突而给国家资源造成的紧张。
以后看待问题要全面，没有那么多绝对的对和错，而是利弊各有多少
负责西藏治安的汉族干部特别担心藏人的喇嘛庙，它们在获得更多的自由之后，成了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藏人反抗的中心。
负责西藏治安的汉族干部特别担心藏人的喇嘛庙，它们在获得更多的自由之后，成了西藏民族主义的温床和组织藏人反抗的中心。
达赖喇嘛会讲英语，能够以他深邃的信仰打动西方人，让很多西方人觉得那正是他们在自己物质化的日常生活中失去的品质。达赖喇嘛的名望，使只占中国人口0.3%的藏人引起西方世界的极大关注，超过了中国任何其他少数民族，包括那些人数远多于藏族的少数民族。
藏人和汉人都很清楚始于1980年代中期的对外部市场的开放以及对西藏的经济援助给西藏带来的长期后果：生活水平的改善和经济独立性的衰落。
◆ 第18章 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
原则拥护，具体反对。
严重依赖于两种极端方式的结合：“人民战争”和核武器。
◆ 第19章 政治的潮起潮落
胡耀邦以他的宽容大度赢得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人心，却把限制知识分子的任务留给别人去做。
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
两周以后，胡耀邦回到家中。他让助手收拾好他过去10年里的讲话、报告和各种文件，在家里花了3个月阅读这些材料。他在家里也看电视，重读马列全集的一些章节。
两年后胡耀邦去世时，这两种分歧严重的观点再次交锋，并且造成了更加可悲的后果。
◆ 第20章 北京：1989
他并不赞同示威者的言行，他们都是他所推动的改革开放和为经济增长提供基础的政治稳定的受益者，而现在他们正在威胁这种稳定。
此时，香港媒体特意点出了赵紫阳讲话和李鹏与学生对话的差异，并开始推测两人之间的分歧。
赵紫阳后来也说，他是想保护邓小平的形象，而不是损害。然而李鹏在日记中提出了不同的观点，他承认赵紫阳的说法是准确的，但他认为赵紫阳在这种场合说出来，是想把1988年的经济问题和导致学生示威运动恶化的决策责任推给邓小平。
戈尔巴乔夫的到访不仅标志着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也是学生运动的转折点。
邓小平则一直忙于和其他元老协商，以确保得到他们的支持。陈云在这场危机中也支持邓小平，他说，坚定立场绝不后退，这一点很重要。邓小平也会见了李先念、乔石、彭真等老干部，以确保上层思想统一。
他所需要的人也必须能够果断娴熟地处理危机，江泽民在处理1986年学生示威和关闭《世界经济导报》时表现出了这种素质。邓小平所寻找的人还必须能与各种人搞好关系，而江泽民在上海和北京时，证明了他能够同其他干部和睦相处。在开朗的外表背后，江泽民其实是个聪明成熟的政治人才。
他们是他们这一代人中最有才华的学生，但却缺少人生历练，只接受过考试的训练。
只有通过缓慢地建立基础，通过改善更多人的经济生活，通过加深人们对公共事务的理解，逐渐形成对民主和自由
这既与电视将事件戏剧性地同步展示给观众有关，也与学生认同西方理想有关。简言之，赵文词认为，北京的行为触动了人们的神经，因为它被解读成对经济、思想和政治自由终将凯旋这一美国神话的攻击
因此，邓小平在6月4日以后所面对的敌意，还来自与示威者秉持同样价值观的西方官员。
◆ 第21章 稳住阵脚，1989—1992
然而大问题依然如故：很多中国人想得到更多自由，而党内一些元老则毫不动摇，认为维持秩序必须收紧控制，如何弥合双方的鸿沟？对于了解邓小平的人来说，他采取的战略一点也不令人意外：他要推动经济发展，加强“思想教育”。
邓小平说，假如他死在任上，有可能引起国际麻烦；最好还是在他仍然健在时交出职务
诸如此类的宣传取得了预期的效果。
爱国主义、经济发展和经济机会的增加，共同构成了解决问题的手段
◆ 第22章 终曲：南方之行，1992
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建设派”大多是从事引进新工厂和新技术的中央干部，到1980年代末时，沿海地方政府已积累起自己的财富，形成了更强大的势力基础，使邓小平能够用来对抗谨慎的经济政策。
聪明人，看清形势，再站队……
江泽民从邓小平的南行中，能够看到他争取到了北京和地方重要领导人的很多支持。
陈云是谨慎的政坛元老，但也是一向拥护中央决策的严守纪律的党员，他接受了政治局关于加快改革开放的一致决定。1
关于农村政策，邓小平承认，包产到户和取消公社对于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是必要的。但是由于新的农业技术的出现和发展，耕作小块土地的农户单靠自身财力无法提升技术，到一定时候仍然需要大的集体组织。邓小平建议领导人在这件事上不要操之过急，要等待农户主动要求改变体制。
但是对于江泽民来说，把邓小平的观点上升到理论高度，能够加强它的重要地位，使之可以与“毛泽东思想”平起平坐，让人们能够像干革命一样集中精力搞四化。
邓小平的功绩是，他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采用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说法。邓小平“理论”正是按他所希望的样子完成的
很多读起来觉得理所当然的观点，其实都是初高中上过政治课，不断强化记忆的结果！也不可否认，很有道理
它们为支持继续扩大市场的实用主义政策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江泽民还重申了邓小平关于有些事情不要管它姓“社”姓“资”的观点。公有制仍然是主要的所有制形式，但要继续使国有企业变成更加独立的经济单位。要在试验的基础上引入股份制，不但要扩大商品市场，还要发展资本、技术、劳动力、信息和住房市场。科学技术不但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
“毛主席当家时是他说了算，我当家时是我说了算，如果你当家后也能说了算，我就放心了。”
◆ 第23章 转型的中国
150的探索
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
邓小平于1992年退出政治舞台时，完成了一项过去150年里中国所有领导人都没有完成的使命：他和同事们找到了一条富民强国的道路。
结构性转变
他赞成给各种专家——科学家、经济学家、管理者和知识分子——足够的自由，使他们能做好自己的工作，但是当他担心脆弱的社会秩序可能受到破坏时，也会限制他们的自由。
，让地方干部享受较多自由也存在着风险。邓小平建立的这种延续至今的体制，更重视结果而不是遵循规则，它所培养的干部要具有评估问题的全局观和创业精神，能够支持快速发展。但由于缺少上面的严密监督，很多干部不但能够想办法造福国家，而且也能关照自己与朋党并排挤其他势力。
在中国历史上，有过战乱和饥荒导致数百万人迁徙的现象，但从未达到1978年以后那样的迁徙规模。
从以农村为主的社会向以城市为主的社会的过渡以及共同的国家文化的传播，是中国自公元前221年统一以来发生的最根本的社会变化之一。
◆ 点评
点评:★★★★★
了解了历史书之外的历史！
